“德治”与“法治”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是对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它把思想道德建设第一次提到了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上来，不仅会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也将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法律和道德都是约束人的行为的，但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实行方式，一个是国家以强制手段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以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一个是出自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而形成的行为规范，是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约束。法律必须以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作为其前提和基础。基础的缺乏，法律不仅会没有权威，甚至法不罚众，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对于执法机构的干部来说，他们的思想道德素养则更加直接地决定着是严格执法还是贪赃枉法。反之，道德的建树往往也要有强硬的法律规章制度的支撑，尤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不对违法乱纪现象严肃查处，不对邪恶势力依法予以惩处和打击，就不能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道德规范也就不能在全社会很好地弘扬，新的社会秩序就不能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大大加强了法制建设的步伐，尤其是在法律机构的建立健全和法律条文的制定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但是，也应当看到，社会上仍有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存在。事实表明，除了法制手段以外，诚实、信用等道德规范也是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所不可缺少的；法是要靠人来实行的，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观念，决定着他们遵纪守法的水平和执行法律的状况。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不仅要靠法，而且要有相应的思想道德基础。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手段的批判继承。我们知道，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立的，在治国方略和奋斗的目标上，我们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但也要看到，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历史，我们应当把“人治”与“德治”区分开来。“人治”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和“德治”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人治”是把国家的治理寄托在领导人的能力、威望和德性上；而“德治”则是强调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道德作用。领导人的德性对于国家的治理的确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不是把治理国家依托在个人的品德上，而是要靠民主法制的建设。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146页）我们还应当把我们现在所说的“德治”与中国儒家传统的“德治”区分开来。我们所说的德和传统儒学中所谓的德有着根本的不同。儒家的“德”是建立在封建等级制度上的以忠君孝悌为核心的一整套礼仪规范，维护的是封建纲常；我们讲的“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规范，根本上是为着维护人民利益的。

“以德治国”也是对其他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这是一段漫长的充满着欺榨和贪婪的历史，也是一个道德沦丧和道德重建的曲折发展史。历史证明，市场机制对于道德的双重作用，也充分地表明道德伦理对于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建立的不可低估的意义。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作用的阐述以及近几十年在西方兴起的经济伦理研究都显示着西方有识之士对于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的重视。这种重视甚至改变着人们对于经济和伦理互不相关的传统看法。而由于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成风把市场经济推向崩溃的国家也并不少见。它们从反面论证着市场经济不仅应是法制经济而且应当是道德经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所当然地要从其他国家搞市场经济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优势，及时地把“以德治国”纳入治国的基本方略之中。